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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西进？请你们从军事角度来说说。”
见回避不了，贵州总兵许成名说：“我们只会按诸位大人的意图办事，要我们出主意那是赶鸭子上架，依我看还是诸位大人先说个大致想法，我们有不同意见再补充完善才是正理，高大人你看如何？”
张静安跟赵率教谈过话后也深知人缘的重要性，这文官都好个面子，你尊敬着他们总是没错，否则的话保不定哪一天在关键时刻说你个傲慢骄横，你出生入死挣下的功劳轻则打折重则化为乌有，于是也跟着许成名说道：“是啊，这各人有各人的职责，诸位大人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我们万万不及，我们的长处在于跟下面的士兵打交道的时间多些，大家互相取长补短才是最合适的。”
在以前的大明官场讲究的是绝对的以文制武，武将的地位再高遇到文官也会矮三分，因为皇帝和大臣都明白从小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圣贤书教育的文官，其忠诚度比从小舞枪弄棒信奉武力的武将高。历朝历代造反的都是安禄山、朱温等手握重兵的武将，而周公、霍光、诸葛亮、张居正等文官就算掌握绝对权力也能显示其忠诚。文官除了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压制武将，还可以用欠饷、断粮、缺兵器要手段要挟武将，武将们一般只能忍气吞声。
后来天启感觉到这样有问题，从宋朝沿用下来的以文制武政策确实能保证内部没人出乱子，但是遇到外敌入侵或者蛮夷造反时武将因为习惯事事听从文官的安排也会失去战机。文官本身身上的血性也要少些，那些像刘禅、孟昶之流手握数十万大军反而要向几万人投降的人，只会出现在安乐很久的二世祖身上，就算不投降的像南唐李煜那样被敌人几句恫吓之语就吓得赶紧送钱送地的也不在少数，像开国之祖那样几十个人就敢上山打游击的勇气早就不复存在了。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天启下令文武平等，当然为了照顾惯例规定武将跟文官相遇时以低一品相较，比如说许成名、张静安等二品总兵跟高第、蔡复一等二品文官相比虽然品级一样，但真较起真来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现在张静安和许成名自觉把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让高第、朱燮元还有蔡复一等人都非常满意，也愿意好好商议和谐融洽。人在官场不就是互相吹捧给面子落得个大家舒服吗？非要随时疾言厉色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不是小人得志就是愚蠢到家。
高第说：“我们的意思是云南方面暂时退回来，免得激起安效良再起叛心，到时候两面受敌反而不美。永宁方面秦良玉秦总兵加上泸州方面的援军只有三万人，且多是守城部队不惯野战，不如把贵阳周边的军队抽调过去一举解决敌人，如此一来或许贵州之乱可定。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想法，你们不要盲目听从还是要以自己的经验出，说一说你们的真知灼见。”
张静安问道：“请问高大人，贵阳方面部队抽走了西进乌江计划还执行不？”
高第说：“我们作过估算，假如把许总兵的人抽走去永宁围歼灭敌人，能打仗的就只剩下张总兵手中的五万人，在贵阳到遵义一线专门防守还勉强可以，但真要集中起来向西推进万一有个闪失贵阳可就是空城了。这安邦彦和奢崇明的主力虽说去了永宁，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虚晃一枪打的是声东击西的算盘呢？真要让他们攻下贵阳毁掉粮草并切断贵州跟湖广、广西、云南等地的通道，沐天波可就危险，到时候我们几个肯定要被治罪不说这平叛也更艰难。”
张静安说：“我的想法是不去救永宁，让秦总兵且战且退吸引住敌人，就算万不得已放弃永宁退守泸州就是，不必要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我贵阳方面的军队不必要再搞什么步步为营，直接西进到乌江边守住三岔河跟鸭池河等渡口，我们不好过去敌人也不好过来，只要我们在乌江边站稳脚跟平叛就算完成了一半。这样做也算是侧面支援秦总兵，假如叛军还在永宁不退我们就派军过河毁其老窝迁出里面的百姓，看安邦彦和奢崇明没了老窝还能蹦到几时。”
朱燮元这时问道：“张总兵这样说确实比较稳妥，不过秦总兵那边会不会有危险？是否让她调重庆方面援军南下？”
张静安说：“秦总兵惯于用兵，再说她三万人对五万余人应该没有危险，就算敌人是十万人倾巢出动进攻永宁，秦总兵慢慢坚守缓缓后退拖住敌人应该没问题，只是要告诉她保存自己实力为重可以作计划退向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