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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继勋说道：“以臣之见，我海东当然不能南下。≥ 原因有三。
“一则，我海东目前之大敌，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为私。二来，且主公才从浙西借粮，方从哲与士诚言道：‘设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诚单骑匹马、遣派一使者来我海东，则主公必无有不应。’是‘信誓旦旦’。岂有刚刚许诺、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为公。
“是无论从公从私，我海东都是绝对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东目前之要大敌，既为察罕；好容易方从哲说服了士诚，说动了他与我交好，现在我海东若再奉旨去打他，则是断我一友，而竖我一敌。徐州坚城，即便我军去攻，能否打下，还是两可之说。万一，再又设若我军久攻不下，而士诚兵来援。则我军前有士诚、后有察罕，下场如何？前途会是如何？不需臣多讲，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数。
“此一条，则又是为从道理来讲，我军亦然不可南下。”
先从私，再从公，然后又从道理。三条理由，把海东绝对不可南下的原因阐述的清清楚楚。吴鹤年拈着胡子，皱着眉头，说道：“洪先生所言，确为正理。奈何刘十九此来，我海东该如何应付？”
适才，吴鹤年把刘十九此次前来益都之本意与目的，以及若是邓舍果真拒绝南下，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的种种后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了。刘十九秉承安丰朝廷旨意，殚精极虑地想要迫使海东南下；而按照洪继勋的分析，海东却又坚决不能南下。矛盾就出来了。该如何解决？
洪继勋瞧了瞧堂上诸臣，说道：“要想应付，其实倒也简单。”总结吴鹤年的分析，说道，“究竟刘十九之手段，说到底，无非两个字、一个词，——‘名分’，或者可称之为‘大义’。朝廷令我出军南下，我若不肯，则棣州田丰、还有山东诸将，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说白了，‘忠’与‘不忠’只是一个借口。
“‘名分’与‘大义’谁都可以用。汉末之曹操，托名为汉相，实其为汉贼。蜀国之刘备，自视以皇裔，割据川中，口口声声是为‘复兴汉室，讨伐奸贼’，而其果然就是为了‘复兴汉室’么？究其行为，与曹操何异？此两人者，皆是托名与‘大义’，而实际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与‘大义’是什么东西？一句口号罢了。
“田丰疑我者，山东诸将疑我者，就像吴大人刚才所说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会给刘十九从中上下其手、挑拨我山东内部不和的机会。但是，田丰、并及山东诸将，难道说，他们就是忠诚安丰的么？正如曹操、刘备，名义上所争者是为‘大义’，其实所欲者，是为天下！
“诸公皆英杰，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诸位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么如何应付此事？很简单，彼刘十九想争‘名分’，则我海东亦然可以先从‘大义’入手。只要我海东占据了‘大义’，则南下、不南下，还不就是主公说了算么？”
“师出有名”。名分与大义，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虚，而要想争夺天下、逐鹿中原，却又万万不可没有。
安丰朝廷为什么有“大义”？原因有两条，其一，韩山童、刘福通是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权，开花结果，散枝落叶，影响遍及黄河两岸，远出塞外，西至陕西，南到金陵，可以说，如今北国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几乎所有的义军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号。
下到民间，寻个乡野百姓一问：“现今反元者何人？”无论妇孺，乃至老迈，万口一辞，十个人中至少得有九个半，回答的都是一个字：“宋。”这就是“大义”，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经把宋政权当作了反元的一个标志。插旗所至，影从者无数。察罕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东？“擒贼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权当作最大之敌人的。
山东诸将不用多说，便连海东旧军、诸将，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辽阳红巾么？朝廷有旨，不遵，说不过去。这就是宋政权拥有“大义”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再从“宋”政权的国号来说。与洪继勋方才所讲的曹操、刘备两人何其相似！只不过，曹操、刘备所托的，乃是为汉室之名；而韩山童、刘福通所假托者，是为宋室之名。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前宋名将刘光世之后。宋政权所以握有“大义”与“名分”，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名正则言顺”。
又如秦汉之际，陈胜吴广起义，便连陈胜、吴广这样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国的旗号。号为“张楚”。项梁、项羽起事，即有谋士范增前来为其出谋划策，说陈胜、吴广所以失败，是因为虽号称“张楚”，却没有立楚王之后。楚怀王入秦不还，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谏言他们立楚怀王之孙为王，以为“名分”的号召。项梁、项羽本即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即从之。从而最终号令诸侯，成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如今的形势与秦汉之际，又有何等惊人的相似。
蒙元立国之时间，若较之秦朝，尽管其绵延之年数，国存之时间，确实是多出来了几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过只有百年，虽然说自古没有亡国百年还能再复国的，但是对老百姓们来说，他们认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汉人的政权。若是再配上红巾军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用前宋之国号，灭当今之蒙元，这不就名正言顺了么？也所以，宋政权在民间的影响能有如此之大。
安丰朝廷既有“大义”，海东若是执意不肯听旨。恃一时之强军，固然或可自保于无恙。邓舍若是只有割据之志，但行无妨；设若他有问鼎天下之雄心，则就不可不细细思量。
听了洪继勋的话，邓舍不由失笑，堂下诸臣皆是窃窃私语。邓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现不忿。读书人讲究“名分”，讲究“大义”。
蒙元建国多少年，天下秀才还在因蒙元与前宋的“正统”地位，何为“正统”，何不为“正统”而争执不休。直到脱脱为相，才算拍板决定。蒙元与前宋各为“正统”。由此也可见，“名分”与“大义”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占据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何为“乱臣贼子”？没有“名分”，没有“大义”的就是“乱臣贼子”。
而洪继勋几句话，却把“名分”与“大义”形容的这般不堪，将其所蕴含的崇高与正义性之一面，彻底地给剥离了下来，完全将之视为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彻头彻尾地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闻言大怒。只是畏惧洪继勋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不过，洪继勋的话，却是正合了邓舍的心思。
他只当没看见诸臣的怒，徐徐说道：“君为上，臣子为下。安丰在上，海东为下。朝廷既有圣旨，我海东自当遵从。若不遵从，当然便没有‘名分’，失去了‘大义’。洪先生，以你所言，倒似乎我海东不用南下，也可以握有‘大义’。此话何意？我实在不解。愿闻其详。”
洪继勋对诸臣的愤怒也是只当不见，再有带着轻蔑似的的眼光，扫视了一圈堂上，心中想道：“腐儒一群！”给邓舍行了一礼，姿态自若，侃侃言道，“‘名分’与‘大义’者，正如臣所言，固然是人人可用的一件东西。但是，主公若心存壮志、腹有雄图，则此两物，却也不可轻易丢弃。若轻言之、轻为之，主动将之放弃的话，则便可谓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以，臣言道，既刘十九欲用‘名分’来为武器，则我海东便也大可先下手为强，先抢占住了‘大义’，让他哑口无言！
“至若如何抢占‘大义’？臣见堂上诸公，似多有对臣之所言不以为然者。臣大胆，先请主公屏退诸臣，然后，臣才可以一一与主公细讲。”
终有一人，按捺不住，跳出来，气恼的满面通红，几乎怒冲冠，激动的浑身抖，两手揪着衣襟，险些把衣襟拽烂。愤怒到什么程度？连给邓舍行礼都顾不上了，三两步窜至洪继勋身前，抬起手臂，戟指痛斥，说道：“大人位居宰执之位，不思以正言来引导主公，反用一派歪理邪说，大言炎炎，来诱使主公犯错。洪大人，你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试问你，公理道义何在？满口邪说、只为功利，则大义何存？你的正气何在？洪大人，你且收口，不再说了便罢！设若是你仍执迷不悟，对主公行如此罔顾正气之说辞，哇呀呀，……，那你且便小心，俺可要喷你了！”
说话者谁人？方补真。
邓舍把他从海东调了来，指派其巡抚益都各地。他这是才来益都未久，还没开始正式地下去诸府县巡抚。所以，此次的议事，也有前来参加。但见他大怒之下，声高震耳，奋臂挥指，礼仪全无。说起话来，唾沫四溅。洪继勋蹙眉，稍稍往后退了一步，取出洁白的手帕，微微擦了擦脸。对方补真怒火上来时的脾气，他也是早有领教的。
当下，他也不与方补真多说，只对邓舍言道：“方大人官居行台御史中丞，二品大员。究其职责，应该本有纠百官之风纪这一条。但他却空居此职，动辄就对人恶语威胁，言必‘喷人’；又如今君前失礼，咆哮大臣，成何体统！本该他纠风管人，却连他自己都管不住。
“臣请主公下旨，革其官职，严惩其过！以为后来者戒。”
方补真怒火冲头，开口又要大骂。堂下群臣，无不失色。邓舍微微一笑，说道：“拾阙忠心为主，所说之话也是不错。来人，请方大人下堂，取我后院的好银耳，配些生薏米，熬一碗汤，赏给方大人。请他喝了，败败火气。待过片刻，若是他觉得火气下了，你们可再请他前来上堂。”
又环顾诸臣，笑道：“二月天气干燥，诸位，自觉火气大的，也都请下去吧。我后院银耳，乃是地方上才献来的。也一如方大人，每人赏给一碗。若是喝了之后，自觉火气已无的，请再来就是。”
群臣啼笑皆非。侍卫们上来，连拖带拽，请了方补真下堂。其余诸臣，也还真有几个，虽不敢斥责洪继勋，但是确实也不愿听洪继勋的言论，纷纷出列，向邓舍行了一行跪拜之礼，也转身随之出去。
对这些出去的臣子，邓舍也不知恼怒，微笑着看他们走出，再又环顾留下来的诸臣一眼，笑与洪继勋说道：“先生可以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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