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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初报纸上发现方友义的讣告,享年84岁,觉得有点突然,因为在2014年厦门民俗学会的两次活动里,我们并肩而坐,聊得很投机。我发现他依旧思维敏捷,口若悬河,没有任何病态:在“两岸青少年郑成功文化论坛”上,他以老文史的身份脱稿侃侃而谈,抑扬顿挫,依旧不减当年风采。在民俗学会的餐聚上,晚到的他大声嚷嚷,说:“我要和郑启五坐在一起,我们是30年的老朋友了”,热情洋溢,爽朗有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方友义出任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讲师团的团长,给人的印象是能说会写,精力旺盛,同时还颇具共和国早年文学青年的风采,谈起马雅可夫斯基和奥斯托洛夫斯基,如泻峡水。他不仅有文学青年的风采,而且依然保留着文学创作的激情,年过半百还写了不少新诗,尽管比较直露,但作为朗诵的政治抒情诗,还是很有激情的。

    他给我的见面礼就是《心香集》,一本他综合性的文集,有演讲稿、评论、杂文和诗歌等,由市委讲师团编印,以及一本鹭江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由郭秀治、杨惠碧汇编的厦门诗歌集《白鹭与相思树》,里面收入了他的6首新诗,《改革,我为你唱催生之歌》等等,抒情压韵且朗朗有声,我发觉这位资深文学青年是把社论、短评和发言稿都写成了诗歌,抑或不同文体的字里行间往往奔流着诗歌的激情。

    我与老方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把他当官看,他也乐得其所。此间他还将不少精力投入到挂靠市委宣传部的文学月报《厦门特区文学报》,心甘情愿业余当任该报的编辑,我与他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交往最为密切。他一向善待文学青年,甚至为一中学生杨晓红的作文《电视机前》亲自写过评论。记得在1986年的时候,我给《厦门特区文学报》写了讽刺小说《岳飞后裔的通信》,老方如获至宝,随即在文辞上精心修改,整个稿件被改得红墨斑斑,作品发表后,即刻被天津的《小说月报》转载,这件事老方实在功不可没,他老辣的文字功底令人心生敬佩。此后不久在老方的建议下,《厦门特区文学报》策划厦门作家介绍,推出了鲁萍、林兴宅和我,照片连文字搞了一版。

    有一次方友义不知怎么知道我的父亲是郑道传,两人通过我互致问候并互增了著作,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他们在历史上是怎么熟悉,可能是解放前夕厦门文学青年的活动,也可能是解放初期的党校课程,还可能是1957年后他们双双被打成右派,有一同被改造的过往?方友义与我们家两代人有交集,而我与方友义的弟弟方友德是30年一贯制的邮友,世界实在小,友谊很奇妙。

    诗人气质文学情怀,老方为人热情,敢爱敢恨,心气高,事事比较高调,这是宣传部的同事背后对他的评价。其实高调低调只是不同的做人风格,但这似乎在官场上行不通,他提升的台阶就停止在宣传部副部长上。当然年龄也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很想干事业的人,曾多次叹息,如果再年轻十岁就好了。

    1989年《厦门特区文学报》无疾而终,我和老方也随之结束了比较密切的来往,此后只是在一些文学或社科活动见过几次面,握手寒暄。此时面临退休的老方突然被任命为厦门社科联的主席,社科联这个平台使他的能量得到了井喷式发挥,几乎每几个月就能听到他的新编著出版消息,简直就是一个夜以继日的“遍书匠”,我真的为老当益壮的他感到高兴。1992年他和洪卜仁主编的《厦门社会科学研究十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入我的一些科研成果,于是电话索书,不久就收到他的签名本“启五同志指正,方友义92、2、19”。

    在厦门文化界,写书编书,他可以与谢春池相媲美。老方是一个爱书人,读书、藏书、编书、著书、送书,孜孜不倦,家庭藏书多达四万,堪称厦门“首富”。2014年他自费出版了厚厚的《郑成功族谱》,后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厦门社科联的“大同丛书”正式出版。他不仅送书给我,还详细地告知他勘校年谱的诸多细节。这是他晚年拼命努力,留给厦门和世人的最后一本书。

    从《白鹭与相思树》到《郑成功族谱》,一生爱书的方友义生前把他的藏书和著编都陆续作了赠送,其中不少是直接给了厦门市图书馆,书影摇曳,书页飘香,那是一个爱书人永不消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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