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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这是解决分配不公、共渡时艰的好办法。在共和国困难时期，曾经将生活资料按级别供给。那个时候买粮要持有粮票，买肉需要有肉票，买布要用布票。
当社会物资的总量不足时，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将物资平均分两配到个人手上，保障了全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将每个人消费的生活物资的数量限定在一定的程度，避免造成浪费。
例如，有十个人但只有八份食物，如果处于一个分配不公的环境中，例如大家根据武力大小去抢食物，能抢到多少就吃多少，这样的环境下，很有可能有人吃得很饱，甚至有些抢到的食物吃不完倒掉。但那些武力值较弱的人就惨了，他们很可能因为抢不到食物而饿死。就算没有人浪费食物，大家都抢够自己吃的就收手，最后的结果是前面8个人都吃饱了，武力值最弱的两个人被饿死。
如果有人浪费食物，那饿死的就不止两个人了。但如果这是个有爱的环境，大家平均分配这些食物，那么，每个人都不能吃饱，但是每个人都能吃个八成饱，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会饿死，顶多是大家都营养不良而已。所以，无可否认，在社会资源贫乏的时候，平均主义和供给制的确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布骘也提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将俘虏的几十万东吴水军组织起来，让他们进入云梦泽和附近的河网中捕捞鱼虾，采摘菱角、莲子、莲藕等水生植物作为食物。同样他这个方法也只能生产副食，而不是主粮，但不可否认，一个人副食吃多了，占掉一部分胃容量，主粮的摄入也会相应的减少，而且，食物的种类丰富了，可以使得百姓营养更均衡，有利于大家的身体健康。
所以他这个主意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类似的主意还有很多，例如组织百姓打猎，采摘野菜、野果等等。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官府出面组织，百姓饿了自然会自发去做。
几位内阁大臣回去休息了一个早上，到了下午，又回到内阁继续开会商量解决方案。这一次刘厚直接参与了了会议。他将供给制的概念给说了出来，请问各位阁臣的意见。不过令他很失望的是，众内阁大臣听完之后，一致觉得这个供给制很难实施。
供机制的前提是先要把社会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再统一分配，说白了就是要先把社会上所有的粮食全部收缴，作为平均主义分配的基础。这个年代，私有化是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现在跟他们讲共产主义无异于对牛弹琴。
特别是在场的每个人除了郭攸之外，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都代表了家族的利益。即使是郭攸之原来出身贫寒，但是他也在刘厚的身边为官多年，原本平凡的家庭现在也渐渐变得富足了起来。
这个时代的大家族也就是大地主的代名词，跟大地主讲平均主义，讲共产主义那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豪不意外，这些人第一时间就否决了这种危险的思想。刘厚也知道现在讲这些东西实在不合时宜，而且身为皇帝，可以说他是全天下最大的地主，最大的特权阶级，站在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利益的角度，继续维持现有的统治制度才是最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