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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那一批财货，已经被于孝天抄走，现在这一批数量更多，单是白银就超出了二十多万两，另外还有黄金或者是黄金首饰器具，也有足足数千两之多，至于玉石玛瑙之类的珠宝，同样也数量巨大。
还有叛军为了维持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供应，还在出逃的时候，携带了大批的粮食，也够他们吃俩月没问题了。
当然叛军还从登州城，携出了大量的火炮以及鸟铳、单眼铳、三眼铳之类的武器，还有大批刀枪器甲，也同样都成了于孝天的战利品。
单是这批粮食就可以让于孝天减少了为了养活这帮家伙要耗费的粮食，总之这件事干的是干净利索，叛军带出登州城的所有东西，差不多除了随船沉入水中的之外，都成了于孝天的战利品。
这么多的收获，基本上算是可以弥补他所有此次在北上山东的消耗，甚至还有不少盈余，可谓是真真是赚大发了。
随着登莱平叛结束之后，于孝天立即便向朱大典请辞，要求率部返回福建，对此朱大典没有权利批准，只能请奏朝廷。
原本崇祯确确实实是动了把于孝天和他麾下的这批精兵留在北方，要么派去关外对付建奴，要么挺进中原去进剿那些流民军。
可是这个时候熊文灿派人加急送入京师一份奏折，陈请崇祯帝速令于孝天返回福建，近期广东沿海一带海寇大肆犯边，接连袭掠两广沿海多处府县地界，掳掠人口，抢劫财物，杀死地方官员，甚至对官军大打出手。
但是两广水师虚弱，无力抵御大批海寇犯境，特请崇祯恩准，调于孝天回福建主持水师南下两广对两广一带的海寇进行清剿，还两广海面一个平靖。
崇祯看罢奏章之后，心中暗暗吃惊，虽然两广一带以前海寇就很猖獗，但是却并未到如此地步，可是这次熊文灿到了两广之后，非但海寇没有收敛，反倒变得越加猖獗，这样的情况有违常理。
但是熊文灿将这种事归咎在了于孝天率兵北上，使得两广一带的海寇据此认为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敢如此猖獗，隐指于孝天乃是南方海上的定海神针，南方沿海不能没有于孝天坐镇，否则的话海寇就会无法无天。
除了熊文灿陈报两广海寇失控之外，就连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大规模海寇犯边的福建，在于孝天走后，这两个月来，也开始呈报说漳泉一带沿海，再次出现了海寇活动的迹象，袭击了沿海几处府县村镇，造成了一些损失。
崇祯结合熊文灿的奏折，也感觉到事情可能就是因为于孝天被调到了北方，以至于让南方的海盗们认为无人再可以压制他们，这才导致海盗再次猖獗。
所以崇祯只好打消了试图把于孝天的福建兵留在北方的念头，虽然于孝天的福建兵确实很能干，北方的局势也确实已经很糜烂了，但是他也听闻于孝天供养的福建兵很花钱，开具的兵饷很高，远非普通官军那样，另外对于物资需求也甚多，山东那边不少官员都说于孝天索需无度，对山东压力很大。
更加上南方现在算是大明最重要的财政供应的地方，地面还比较平稳，要是连南方这个时候也乱了的话，那么大明可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南方确实也需要这么一根定海神针来稳定沿海局面，不要让海上再闹出什么幺蛾子，要不然的话问题很严重。
就算是于孝天带着的福建兵很能打，但是毕竟南方也需要他，所以崇祯考虑再三，正好朱大典也提出了于孝天在平定了登莱之乱之后，想要率部返回福建的想法，陈请恩准于孝天的要求。
崇祯也很清楚这些客军出来时间长了之后会想家，而且现在福建兵到山东已经半年有余，离家也已经近一年时间了，这一次又在平定登莱叛乱之战之中，出了大力，目前建奴也没有大的动静，要是强把他们留在山东，除了增加山东负担之外，似乎好处并不大。
现如今南方也正需要他，就更没有理由把于孝天强行留下，于是崇祯私下认为，可以先让于孝天率部回去，如果北方需要的时候，可以另行再把他调往北方，毕竟于孝天手中有船，可以方便的走海路南北机动。
于是崇祯便准了朱大典和熊文灿所请，准许于孝天领兵返回福建。
于孝天得到了崇祯的批准之后，便率领部下在芝罘湾登上了预备好的大型船队，率部起航踏上了返回福建的道路。